灰色地带的文学 (第2/5页)

鲁迅是别人介绍的。台大第一宿舍一位读法律的本省籍同学，有天神秘兮兮地把一本故意用洋杂志封面做了封套的《鲁迅选集》塞在我枕头底下。“明天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读！”他说。

在此之前，我对鲁迅的了解等于零，只听过国文老师熊公哲先生提过：白话文，只有周氏兄弟勉强可以，其他的不必读。

那本《选集》给我开启了一个世界，陌生但不遥远。吴组缃则是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刻意搜索“发现”的。阅读这两位前辈，加上在我心目中形成一条路线的其他一些作家，如沙汀、艾芜、叶紫和罗淑等，形成了一种“知识累积”，成为我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期间跟《剧场》杂志内部一些同人讨论文学观点的基本力量来源。就因为这种讨论和争辩，《剧场》后来分裂成两派，陈映真与我退出，同尉天骢合作，天骢又拉来了王祯和、七等生、黄春明、雷骧……我们坚持要以现实为基础的创作方式，终于借《文学季刊》的创办，有了实践的机会。

可是，理论主张虽然说得口沫横飞，一张白纸摊在面前，怎么下笔？

这时候“发现”了朱西甯的《铁浆》，不能不说有点命运与共的感觉了。

因此，第一次读《铁浆》，没有寂寞，只有温暖，没有失落，只有震撼。

一九六六年初，我试以写实手法（当时可怜地以为，只要关闭向内探索的眼睛，努力向外张望，便是写实了），结结巴巴写出了一篇“新思想”作品，题目叫《刀之祭》，那里面清清楚楚，完全是模仿朱西甯，而且，模仿得相当拙劣，因为当时对朱西甯在《铁浆》中寄寓的乡土深情，根本毫无了解，只不过利用一个躯壳，暗藏一点“反”意。

义务担任《文学季刊》顾问的姚一苇先生看完后，说了两个字：“不行！”

羞愧之余，再出发，找到自己比较熟习的题材，写了《落日照大旗》，总算勉强过关。

当时，可能由于自命为左派的意识形态作祟，读《铁浆》时竟完全看不到朱西甯作品中那种谦冲温和的基督教淑世的精神，反而把《铁浆》中塑造的那种北方男儿顶天立地超愚昧的拒绝投降的精神，看成了中国人应该有的翻身本钱。同时，许多细致的差别，也毫无所感，举例说：吴组缃的《铁闷子》，那个做贼的好汉为什么连上了抗日救亡？朱西甯的《贼》，鲁大个儿为什么一点社会功能都不给？我就从不曾深究。同样，写农村大户人家，为什么吴组缃的《一千八百担》充满嘲讽，朱西甯的《锁壳门》只有悲悯？我也不曾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