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悍之作的另类构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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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铁浆》简体版跋

阿城

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《铁浆》在此岸出版，是件不大不小的事。不大，是说纸版书的阅读者减量明显，可能阅读者少，所以不大。

但是不小。

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台湾的机会比较多，又因与天文、天心、材俊的关系，面见朱西甯先生的机会也就比较多。朱家一大家子人，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命数，我从中学到很多。

我记忆中与朱先生交流，不是很多。我很喜欢听朱先生讲话，希望他能一直讲下去，所以从不截断朱先生的话茬儿。

听说《铁浆》在台湾出版时还是之后，曾经与上世纪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有关联，但其情况我没有资格和能力介绍出来。但是，今天读《铁浆》，并不会因为不知道当年的情况而降低阅读中感受的力量感，这正是《铁浆》的深厚厉害之处。而且，可以看出今天这边的读者接触过的台湾类型小说，深深浅浅总有《铁浆》文字的影响，却不如《铁浆》的铮铮到骨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中国小说的喷薄，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。但是总结下来，还是有一层膜，几十年形成的膜，借用文物贩子的行话，有一层“包浆”。包浆也是种积累，积累的却是灰尘，痰涎，粘秽。以前过年之前，家家户户是要用热碱水将器物擦洗干净的，对包浆毫不痛惜。相比之下，在我看来，莫言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是能穿透包浆看到的透明。另一个奇迹是李娟的写作，没有包浆的写作。我要说的是，这之前，朱西甯先生的写作，早已是透明，而且是以没有包浆的状态来写包浆。再之前，是沈从文先生的写作。汪曾祺当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的班上，写成习作《老鲁》，沈先生认可，推荐出去发表。现实是有包浆的，现实主义的写作，自然是对包浆与透明的担当。

但是我接着要说的，可能是一个盲区，也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，但时时吸引我的写作现实：自然主义。

写作上提出自然主义的，当然是法国的左拉。他对自然主义写作是相当自觉的。影响所及，其实当时和以后，很多人的写作被自然主义解放出来，相当程度上看，例如后来的意识流的自然写作，例如英国的乔伊斯，《尤利西斯》，例如法国的普鲁斯特，《追忆似水流年》，例如罗伯·格里耶等等。当然，没有人这么看，而且认为自然主义没有什么意义，尤其是在中文写作范围里，评价很不堪，甚至是“反动”的。但是，我们真的无时无刻把意义当眼镜，透过意义的眼镜看世界吗？这是最基础的一层意思。

人当然是探讨意义的动物。原始宗教，例如萨满，就是意义的开始，而且意义和现实互相等同。这个时期相当长，它的长，一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，二是它直到现在还存在。但原始宗教算不得自然主义，它的自然，是有意义的自然，所以自然不太自然。

当人开始了有自我意识之后的书写，自然仍然是有意义的自然。但是，例如《诗》的“兴”，是与诗的意有区别的，它常常只是引起诗的韵，与意义无关，好像是开幕前的入座。如果把兴与意关联，就是喻了。所以中国诗或歌的兴，尤其是民歌，例如竹枝词，例如陕北民歌，已经成熟地运用到自然书写。

沉沉浮浮，中国书写中，自然主义的因子，总能找到痕迹。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则是我认为自然主义书写成为体例的经典。书中的性行为自不必说，当代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书中的服饰、首饰的细节，就是因为其中的书写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描写。《红楼梦》在这方面也是强项。

至于当代的小说，我的阅读有限，除了前面提到的汪曾祺的《老鲁》，再举李劼人写于一九三五年的《死水微澜》这部我的父辈们经常谈论的小说。李劼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在法国，翻译过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，没有翻译过一九〇二年去世的左拉的小说。左拉的自然主义写作和左拉对解剖生理学的研究有关，以至于他最初的长篇被评为“糜烂”“堕落”。郭沫若评李劼人为左拉式的小说家，应该是指李劼人的小说与左拉的《鲁贡——玛卡尔家族》相类，是现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意思。批判现实主义当然是有意义的。但李劼人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李劼人按要求改写《死水微澜》，改来改去，他的儿子还是提醒他：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。这些改来改去改不掉的东西，其实正是李劼人宝贵的状态。

在这一点上，朱西甯先生的《铁浆》也引起我的注意，我注意的是我阅读契诃夫的《草原》时引发的一种东西。《草原》是讲一个孩子随大人穿越了一个大草原，无穷的穿越细节，无穷的环境、气候细节，无穷的农人活动细节，之后，到了草原的另一边，小说随之结束。结束了？结束了。什么意义？不知道，好像没有，但是我被感动，而且直到现在，想起来就感动。

俄国的蒲宁、屠格涅夫是有这些东西的，托尔斯泰反而没有。托尔斯泰过于注意调整文本的意义，因此容易成为教科书。左拉是冷的，蒲宁、契诃夫是有温度的忧郁，我个人认为是有温度的自然书写吧。

《铁浆》中的《刽子手》有这样的段落：“师徒俩一走动，大伙儿就赶紧挤着让路，以至于一个孩子生着冻疮的脚后跟被谁给踩上了，要命地哭喊着，还带着骂。”

这个描写，与其在说明挤的程度，不如在说挤的结果。但是这个结果，与挤的目的没有关系，不合对现实主义的意义的要求，属可删的性质。但这个描写，是可删的吗？

如果可删，那就类似自然的一部分可删。创作是作者状态的文字构成，不是美容或减肥吧？

中国的修辞中有“刷色”。苏东坡在颂扬千古人物时，忽然说“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”，此横出的一笔，即是刷色：与主题无关，与意义无关，却突然有了温度。中国艺术在这方面是有很强的传统的。五代赵幹的《江行初雪图》，画江中洲、舟上的劳作者，注目着此岸骑驴而行的华服者，眼中并没有羡慕嫉妒恨，就是一个自然的兴趣。我还记得当初上山下乡，村里的女子们，注视着刚进村的女知青，上上下下打量的眼神，饱含着兴趣。

《铁浆》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，尤其其中的《铁浆》这一篇，当然有着很强烈的寓意，是读者都能解读出的，上世纪应该有不少评论揭示其意义。在此，只是提出我个人对《铁浆》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谱系中的一个冷门解读判断。是为跋。

二〇一八年十月于北京